近日某友人讲了一个故事：说是其下属，且为其徒，因家有无妄之事，多次电话要求辞去其主管之职，因领导赏其才，怜其新进，认为机会难得，故不准予辞职。不想下属多次电话再请辞，且言辞恳切，去意已决。领导无奈，乃忍痛割爱，代为在会上宣布准辞。不日等正式公布，其下属即行否认此事。无独有偶，另一友人也有同样遭遇，说是某人想在某协会谋职，领导乃顺其意而三顾茅庐，面谈拟给其任某职，面谈三次确认后，便决定召开领导会，不想会上，某人拒绝到会，说其无担任此职意愿，否认彼此曾经面谈。后调查，原来某人自认有悟空之能，不愿意做弼马温也，须不知某人连癞蛤蟆尚且不够，且会议已开，领导自然是灰头土脸。

　　以上两列，皆下属不讲诚信之例。与圈友聊及此事，便纷纷认为领导过失很大，一是当时下属虽多次电话恳求，为什么不当场录音，且无文字证据，错当属领导。二是三顾茅庐答应某人任职要求，为什么不当场拍照和录像。错也当属领导。众人皆认为圈友话对也，未有觉领导委屈，领导也就茶壶煮饺子——有话倒不出，自认倒霉，此后做事皆以证据为准绳，不见签字不敢做事。

　　如果单从证据来说，当然圈友之论无可厚非。但如果上下级、师徒和行业人士，电话与谈心，一切皆需录音、录像，人之交往还有什么意思？就如汉代东莱太守杨震路过昌邑，昌邑县令王密为尽学生和地主之谊送礼。杨震拒绝后，王密便以天黑无人可知为由说服老师。杨震便以“天知、神知、你知、我知。”四知来回绝。由此说明，证据只是人际交往的最后手段，真正的证据来自于人类本身的良知和诚信。如果起码的诚信都需要保留证据来解决，生活将完全失去乐趣，世界将是多么恐怖，人类的精神文明将会轰然坍塌。

　　所以笔者认为：遇到此类情形，朋友、同事、上下级之间除了遵循雁过留迹，录音、录像和签字，更主要还是要每个人心里有一杆诚信之秤，人人应该谴责失信之人。而不是一味要求受害者提供证据。法律总有管不到的地方，不是任何场合都有必要刻意地保留证据。就如当年彭宇案，衍生的“看到老人倒了该不该扶一样”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。

　　我们社会需要法律和证据，也更需要公序良俗、诚信和良知，这些都缺一不可。

　　我们相信在我国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引导下，看到老人倒了，一定要扶起来，正常的口头汇报、朋友交往，工作讨论，紧急情况的请示，都不要用上证据和法律，而要用自己的诚信和良知即可。（李建毅）